离开公益机构的正确姿态 一切为了孩子们

　　昨日，我们讲述了智行和一群艾滋孤儿的故事。机构通过教育资助、社群营造、社会企业等方式走进农村，鼓励他们自我赋权，自己帮助自己和所在的社区。

　　以往，是智行在改变这群孩子的命运，未来，是他们在改变智行。而作为机构创始人的杜聪，也开始尝试将更多艰难的重任，交到未来接班人的手中。

　　杜聪曾经说过，他会在智行基金会成立20周年的时候，考虑退休。距离现在还有两年半。

　　他开始有意识地做一些事，比如在智行2015广州夏令营上为企业、志愿者颁发纪念品的环节，他没有上台，而是由参与夏令营的学生颁发。“让大家不要有这样的期待，认为我会一直都在。”

　　时至今日，智行基金会的公信力、认知度仍然集中在杜聪个人身上。个人色彩能为机构带来大额捐赠，但让机构建立自身的公信力同样十分重要。

　　杜聪的“传奇”故事，已经被许多媒体报道过。生活于香港和美国，在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专业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深造，27岁成为瑞士某银行驻香港联席董事，29岁任法国一家银行副总裁，一度的理想是“成为华尔街出色的银行家”。

　　现在的杜聪依然是一个“空中飞人”。每个月两、三次到农村探访，一年之中在高校、论坛中进行数十场演讲，智行资助的每一名大学生都由他亲自面试，因为他希望在学生进入大学之前，亲自给他们一个鼓励。

　　在这些数字之间，相隔了十多年，如今的杜聪已是虚岁50。从华尔街到农村的那一个拐弯以后，他似乎没有回头的意思。

　　现在，杜聪在微博、朋友圈都很活跃：到农村探访被晒红的照片、作为“杜爸爸”送智行资助过的孩子出嫁体验、和诸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政界商界娱乐圈名人会面的经历等等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他和智行基金会员工交流时，还会冒出几句不太标准的河南话，被学生和员工“嘲笑”。

　　不过这样的生活，也会有让杜聪发愁的时候，比如今年的4000万元筹款目标，还差最后的250万元没有完成。

　　在“郭美美事件”以后，有越来越多企业意识到，捐赠并非一定要找“国字号”的公益组织，智行在当中也获得了一些资助机会。不过当中大部分冲着“杜聪”二字而来。杜聪的个人资源与魅力，让智行在吸引捐赠时比许多草根公益组织更有优势，但“希望即使没有我，也能筹集到这些款项。”杜聪告诉CSR环球网。

　　发展社会企业，是杜聪认为可以冲淡个人色彩的一个方法——酒店对环保袋有需求，市民对面包、西点有需求，而不是看背后管理者是不是杜聪。以环保袋为例，智行与酒店企业之间已经形成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，进入到供应链环节，对于双方来说，都不需要花费成本去适应新的合作伙伴。

　　不过要完全脱离个人色彩，起码在今天，这样的愿望尚未达成。

　　“就目前情况来看，个人的公信力大于机构的公信力。对于捐赠人来说，他们看重的就是前者。”杜聪认为，像是麦当劳、肯德基这样的企业，消费者可能不会理会谁是管理者，但目前中国的公益事业还是很年轻，没有所谓的“百年老店”，因此个人色彩依然很重要。即使是巴菲特对盖茨基金会的捐赠，也是以盖茨夫妇依然在生并管理基金会为前提。“这需要时间的沉淀，不能着急。”

　　十多年前，当有人问杜聪为什么选择了农村，他会说救助艾滋孤儿是和时间赛跑的事情，那时候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担此重任的人，他只好自己来做。

　　现在，智行的50多名员工中有70%是基金会曾经资助过的孩子，他们在杜聪眼里都十分优秀，能够委以重任。与此同时，随着农村中艾滋病患者的增长速度放缓，医疗发展逐步完善，“艾滋孤儿”也将呈下降趋势。

　　在智行内部也开始出现了类似的讨论，假如艾滋孤儿群体逐渐变小甚至消失，智行的服务应该如何继续？

　　杜聪认为，同样的资助模式，也可以应用到更多留守儿童、失学儿童等群体身上，“即使是我们以往的救助艾滋孤儿服务，也有很多非艾滋孤儿的间接受益者。比如我们在农村建图书室、探访，受益的是所有孩子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在过去多年杜聪也资助过一些非艾滋孤儿，不过是个人出资，因为智行对于捐赠人的承诺就是善款用于艾滋孤儿与艾滋病防治，即使未来在更多群体中开展服务，也会另外进行筹资。

　　无论未来谁是接班人，服务群体如何改变，只要是继续行善，杜聪表示他“没有那么多坚持”，因为他“心底最希望的只是和小孩子在一起”。